2021年10月9日，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指出：“110年前，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由此拉开了序幕。”

　　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从辛亥革命拉开中国社会变革的序幕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相隔只有九年多，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中国革命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根本性变化。

　　怎样看待和理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这段有着重要意义而不容忽视的历史？

　　亲身经历过这场历史演变的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把这个问题的重要性讲得很清楚。他说，“一九二一年开始的第一个阶段，实际上是由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准备的”，“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这是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考察有关中国共产党历史而作出的重要判断。

　　辛亥革命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哪些“准备”，为什么把它称为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前身”？

　　讨论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首先需要剖析当时国内国际的情形。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开始遭受西方列强的恣意破坏，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悲惨道路，国家的命运不再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创造过灿烂古代文明的中华民族遭人贱视，甚至被呼为“劣等民族”。这不能不使每一个有爱国心的中国人感受到极大的痛苦。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革命先驱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革命团体兴中会，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并在兴中会章程中第一次响亮地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

　　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面对的民族危机急遽恶化。当年还在四川家乡求学的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苦不止。”“我对当时国家危亡的大势是了解的，我正在为祖国的前途而忧心如焚。甲午战争的失败，更激发了我的救国热忱，我需要找寻一条救亡图存的道路。”

　　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争夺并划分势力范围，外国报刊公开议论如何对中国进行“瓜分”。当历史刚刚进入20世纪，西方列强组成的八国联军武装占领了中国首都北京。世界上所有资本主义强国联合起来，向一个落后国家发起军事进攻，这是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的事情。他们在北京实行分区管制，任意屠杀劫掠，为所欲为，中国人家家户户还要悬挂他们的旗帜。这是多么大的灾难和耻辱，不能不深深地刺痛中国人的心。

　　90年后的1990年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外宾时还说道：“我是一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要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一九〇〇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些中国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可见这件事对中国人刺激之深。

　　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王朝是一个专制的、卖国的、极端腐败的、扼杀中国的生机因而深受人民痛恨的政权。八国联军侵华和《辛丑条约》签订后，它更是一味媚外，对列强俯首听命。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甚至说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那样的话来。再也不可能指望依靠它来外抗强敌、实现自强了。

　　辛亥革命时期的著名烈士陈天华，怀着炽热的激情，在他流传很广的名作《猛回头》中写道：“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列位若还不信，请看近来朝廷所做的事，那一件不是奉洋人的号令？”“朝廷固然是不可违拒，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洋人的朝廷”这个根本性的问题被陈天华一语喊破，在爱国人民中间立刻激起巨大反响，形成一种新的觉悟。

　　就在同一年，刚从日本归国的18岁留学生邹容，写出了他的著作《革命军》。一打开这本书，劈头就可以读到邹容热情洋溢的赞颂：“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吾于是沿万里长城，登昆仑，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颡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他以充满青年人激情而又明白晓畅的语言，阐述他的主张和理由。鲁迅回忆道：“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所做的《革命军》。”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的牺牲来拼命，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发生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中华民族已经面对一个极其严峻的局势：只有进行一场革命，改变旧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才能避免沦为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悲惨命运。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疯狂侵略和清王朝反动统治长期郁积的焦灼和愤怒的大爆发。离开这个根本点，对中国当年的事实，对辛亥革命为什么发生，便不能正确地了解。

　　回顾一百多年前，为了民族的生存和人民的命运，这些先人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奋不顾身地起来顽强奋斗，把中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一大步，这不能不使后人肃然起敬。今天在天安门广场上屹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镌刻着辛亥革命时期的英雄形象，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

　　辛亥革命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不能简单地绝对地说它的一个方面，而忽略它的另一方面。正如毛泽东同志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所说：“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如果只看到它的一个方面而看不到它的另一方面，就是片面的、不符合客观实际的。

　　先来谈谈它的胜利的方面、成功的方面，值得我们隆重纪念的方面。曾经亲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的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同时中华民国的诞生也没有带给他们真正的民主。”

　　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枪声一响，拉开了中国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序幕。辛亥革命极大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传播了民主共和的理念，打开了中国进步潮流的闸门，撼动了反动统治秩序的根基，在中华大地上建立起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以巨大的震撼力和深刻的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探索了道路。”这是一个鲜明而中肯的评论。

　　具体地说，它的成果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在政治上把原有的反动统治秩序打乱了。中国封建社会本来有个头，那就是皇帝。它是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是反动统治秩序保持稳定的重心所在。几千年来都是如此，辛亥革命突然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反动统治秩序就乱了套。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不过百日便破灭流产。张勋扶溥仪复辟，倒得更快。从北洋军阀到南京政府，像是走马灯似地一个接着一个登场，都始终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自然便于人民革命斗争的兴起和发展。

　　第二，辛亥革命把历来被奉若神明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翻，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这种政体建立后，制定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部法律第二条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尽管“民国”只是一块招牌，国家主权并不真正“属于国民全体”，但有这块招牌和没有这块招牌还是有区别的，人们开始认为自己应该是国家的主人了。只要比较一下，甲午战败后的“公车上书”只是一百多个举人要通过都察院把他们变法维新的意见转呈皇上，还没有被递上去；而巴黎和会时为了山东问题发生了席卷全国的群众性五四爱国运动。相隔仅仅二十几年就有这样巨大的变化，也许可以说：没有辛亥革命，不大可能在这时出现如此规模的群众运动。也曾参加中国同盟会的董必武写道：“民主运动已自辛亥革命开辟途径，不管途中有何阻碍，它必要达到目的，才会停止。”

　　第三，辛亥革命也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以前被称作“奉天承运”的“天子”。人们从小就被灌输“天地君亲师”的观念，仿佛它是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的。打倒皇帝，一般人是想也不敢想的。如今，连皇帝都可以打倒，那还有什么陈腐的东西、不合理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能够打倒呢？亲身参加辛亥革命的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前一年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种破除迷信的思想一旦深入人心，对不久后的五四运动以至中国共产党的诞生都起着摧陷廓清的作用。

　　前人的业绩，是后人不容遗忘的。

　　全国的革命形势发展得极为迅猛。这是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必然产物。武昌起义枪声一响，革命烽火迅速传遍全国，统治中国200多年的清朝政府在熊熊烈火中轰然倒塌，新生的共和国在一片欢呼声中诞生。

　　可是，透过表面上一派热烈景象，不难看到在它背后存在着严重危机。革命刚刚取得第一步的胜利，革命营垒内部立刻出现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景象。以富有反动政治经验的袁世凯为代表的旧社会势力，在形式上做了一点化装打扮后，以逼迫清皇帝退位为交换条件，建立起北洋军阀的统治，控制住局面，然后反扑过来，使革命党人遭受惨重的失败。

　　亲身经历过这段令人痛心岁月的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回忆道：“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

　　为什么辛亥革命不能巩固它的胜利反而陷于失败？从当时的先进分子方面来看，存在着三个根本的弱点：

　　一是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对中国的社会情况和各种社会力量没有正确的了解和分析，也没有明确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主张。很多人把革命的目标几乎全集中在反对清王室上，认为“清室退位即天下事大定”。因此，当清王室一宣布退位，民国的招牌挂了起来，许多人便认为革命已经成功，不需要再从事什么革命工作而陷于四分五裂或相互倾轧争斗。甚至认为只要袁世凯能逼迫清王室退位，就可以让他来当民国总统。等到袁世凯站稳了脚跟，控制住局面，立刻翻过脸来，对原革命党人进行镇压，革命便失败了。

　　二是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革命党人在辛亥革命期间也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发动群众的工作，主要是在青年知识分子、会党、新军、华侨中做了一定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他们中的不少人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博得广泛的同情。因而，在武昌首义之后，革命得到各省响应，取得重大成功。但是，他们没有依靠并发动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下层劳动群众，首先是工人和农民同他们相脱离了。这样，革命党人便缺乏深厚的群众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面前显得软弱无力，当反动势力站稳了脚跟，反扑过来，他们没有力量抵抗，从而走向妥协或失败。

　　三是缺乏核心领导力量。当时革命党人成员复杂、组织松散，没有形成一个由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约束而组成的坚强核心力量，来带领人们前进，遇事难以始终同心协力，甚至互相争斗，更谈不上有正确有力的战略指导和统一行动，甚至不断发生自身内部的纠纷和争夺。当时就有“革命军兴，革命党消”的说法。在具有较丰富反动政治经验的旧社会势力有计划地集中力量进攻下，便四分五裂，很快归于失败。

　　结果，令人惊心动魄的革命高潮只是一时的，革命中产生的政权又落到反动势力手里，人民依然生活在他们的统治下，革命并没有成功。

　　失败令人悲痛，但失败的教训也可以鼓舞人前进。林伯渠在纪念辛亥革命30周年时还写道：“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样的遥远，于是慢慢的从痛苦经验中，发现了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董必武也说：“辛亥革命虽然没有取得真正的胜利，但它提供了十分宝贵的经验，使得中国人民有可能进一步找到彻底解放的正确道路。”

　　林伯渠、董必武两位都曾是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亲身经历这一段历史的共产党人，他们的这些肺腑之言是值得后人深思的。

　　人类历史从总体来说是不断向前发展进步的，而且会不断赋予它以新的内容。这种变化并不是直线式的，在中间会有迟缓以至曲折，但这种总趋势是改变不了的，当条件具备时甚至会令人吃惊地加速表现出来。

　　从辛亥革命到中国共产党诞生相隔不满十年，为什么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发生如此惊天动地的变化？同样需要剖析这段时间里国际国内的情形，否则也不能明白它的缘由。

　　先说国际范围的变化。在这不到十年的时间内，世界舞台上发生了两件震动全球的大事：一件是爆发了以往从来没有过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原来被视为西方文明中心的西欧，无论英国、法国、德国，留下的都是遍地疮痍。直接死于战争的军人达900万人，平民因各种原因死亡的更是不计其数。战争期间，大量的房屋、铁路、桥梁、工厂被摧毁，西方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天赋人权”在哪里？原来被描绘得像人间天堂的西方社会顿时失去了很多人心目中原有的光彩，不再把它看作向往的美好榜样。另一件更重要的是战争后期在俄罗斯爆发了列宁领导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往遭人轻视的工农兵成为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从理论变为活生生的事实，它在中国的先进分子面前展现了一种全新的现实的榜样。

　　整个国际形势发生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当然极为重要，但它仍是外因。国际范围内的变化，是放在世界各国或各处面前共同的事物，但它在各国或各处引起的反应却很不相同甚至截然相反，这是因为它们的内部状况各有不同。中国发生这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从根本上考察，还是中国社会内部情况自身发展变化的结果。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曾经创造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对人类社会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在近代却大大落后了。先进的中国人从来不甘心这种悲惨的处境，前仆后继地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辛亥革命作为一次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虽然失败了，但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它给人们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带来的巨大影响没有消除。事实上，辛亥革命之后，在这场革命中接受洗礼的中国人民和中国先进分子继续探寻着救国救民道路。但新的路子在哪里？人们一时并没有立刻找到答案，陷于巨大的失落和苦闷中。

　　中国的现状得不到改善，国家的处境反而一天天坏下去。日本强迫中国接受“二十一条”，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强占的权利强行转交给日本，国内许多旧社会势力沉渣泛起。中国上空又满布着黑暗的阴云。这一切，迫使许多爱国者不能不严肃地重新思考国家社会的许多根本问题，寻求新的未来。

　　五四前夜的初期新文化运动，是从对辛亥革命缺陷的反思开始的，它在中国思想界起到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它最初追求的目标是“个性解放”，这还没有跳出西方思想界的旧窠，以后就逐步发展到对社会改造的探索。的确，如果旧有的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变，对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劳动人民就没有什么“个性解放”可言。这在中国思想界是一个根本性的飞跃。

　　五四爱国运动有一个鲜明的特点：那是一个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爱国群众运动。吴玉章在《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中对这次运动写道，“这是真正激动人心的一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转折点。从前我们搞革命虽然也看到过一些群众运动的场面，但是从来没有见到过这种席卷全国的雄壮浩大的声势。在群众运动的冲激震荡下，整个中国从沉睡中复苏了”，“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这不仅是吴玉章一个人的思想经历，也是当时中国许多先进分子的共同思想经历。

　　因此，说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这是铁的事实。

　　毛泽东同志把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称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了这个判断。我的理解，“开天辟地”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它由此开辟了一个以往从未有过的新天地；第二，既称为开辟新天地，那就不是局部性或一时性的变化，而是具有总体性、根本性和长期性意义的大变化。

　　只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才在中国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有着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能够发动并依靠最广大民众（特别是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下层工农群众）齐心奋斗、并且形成由民众中有着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为核心所组成的政治力量。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坚强有力的政党来领导，要在中国这样幅员广阔、情况复杂的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是根本不可能的。

　　如果把这里说到的三个条件同前面所说导致辛亥革命失败的三个重大缺陷比较一下，就会发现中国共产党正是在吸取辛亥革命失败教训并加以克服和改变的基础上跨出全新步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辛亥革命110年来的历史启示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有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坚强力量，这个坚强力量就是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内年长的老一辈党员，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朱德等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同盟会会员；对创立中国共产党作出巨大贡献的陈独秀在辛亥革命时是重要革命团体岳王会的领导人，并担任独立后的安徽省都督府秘书长；年轻些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也受到辛亥革命的很大影响，毛泽东在湖南起义后投身起义新军，当了四个月的列兵。他们都是从辛亥革命中打开眼界，提高了对救国和民主的认识，以后又看到辛亥革命的严重弱点，继续向前探索前进，成为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者的。

　　路总是一步一步走的，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再向前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因为没有昨天，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